『舞文弄墨』帝王文化 〖申请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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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皇”、考“三皇”
　　 “‘皇’和‘王’古为煇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这是《古辞辨》（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中的第一条解释。《现代汉语词典》有三条解释：一、盛大。二、君主。三、姓。《康熙字典》古体“皇”字有几种写法，只不过这些古字由周鼎文“皇”字下面的“土”字变成了“王”字。而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毛公鼎上的“皇”字，是一个甲骨文的“日”字上有三竖（像太阳的光芒），下面是一个“土”字。周，颂鼎同周毛公鼎字形一样，只有周，五年旌簋鼎上的“皇”字是：上面的三道光芒变成了四道。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照耀大地（故下面是“土”字，而不是楷化后的“王”字）。这也许就是“皇”有光明、煇煌的意思的像形、会意字。那么，皇为何又成为古代最高级的形容词了的呢？
　　 《诗．大雅．皇矣》中有“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书．蔡仲之命》中有“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国语．越语》中有“天道皇皇”，《楚辞．九歌．云中君》中有“皇皇兮既降”这些“皇”字，要么是天帝，要么是大公无私、道德高尚，要么是公正、光明。这当然是最高级的形容词了。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见《古辞辨》同上）。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居然连轩辕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五帝都不放在眼里，又竖起了“三皇”的大旗。导致后来的“三皇”之说有六种：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2、《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3、《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4、《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5、谯周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6、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现在我们公认的是第五种说法。
　　 第五种说法中的燧人、伏羲、神农三位是人，而不是女娲、祝融、天皇、地皇、人皇这些不可捕捉的神。这三位古代圣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伟大的发明家。他们一位是钻木取火的燧人氏，一位是演绎八卦、研究龙的图腾、天象的大学者，一位是发明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巨人。这三位在战国时代称“皇”的人，很有可能是他们的伟大发明而被誉为皇（他们的发明给了华夏之光明，创造了我们今天辉煌的文明）。至于他们是什么时代的人？出生何地？是不是君主？发明的真实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燧人氏的遥想
　　 这是一片泽国水乡。以黄河为中心的三大支流：渭河、汾河、洛河，洪涛汹涌，鹰鸥搏击。在这三大支流中又有巨野泽、雷泽、河泽、孟猪泽、大陆泽、济水、濮水、沮水和现有《水浒传》中的梁山泊等水域纵横交错，形成了华夏黄河文明的一大版块。俯瞰之下，流域中一座座高山像岛屿一样在这汪洋的泽国之中。山上的林木葱葱郁郁，飞禽翱翔，猿跃虎啸；一群群肉体上用炭灰、红泥做原料纹有虎、鹰图形的古人，在族长的带领下，有的在水域边追逐着被后世伏羲奉为龙的图腾——扬子锷（也叫湾锷。他们捕捉到此锷回去烤熟吃。今天山东衮州王因灰坑里有六千多年前人们烧烤过的二十多条扬子锷骨架。这是经过现代碳14鉴定的年代）；有的悄悄地躲藏着，用手中的木鼓、竹管、石鼓、木制的锷鱼皮鼓仿所猎动物求偶的声音，以诱骗动物前来进行围猎；有的强壮男子正向他们所围猎的虎、狼、猪、马、牛等动物追击着；有的女人带着孩子编织着树皮鞋、树皮、锷鱼皮铠甲之类的用品；有的女人、石匠制造着石器、乐器之类的工具。
　　 在这块原始的生物链里，人已经成为为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但他们还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驾驭）。他们的高明之处是有了自己的语言、能制造工具。这些语言在表达他们的各种意识的同时（用谐韵歌唱），还提高了他们的智商。诗就从这种语言中形成，智慧就在这种语言中传递、开花。这一个个部落中，商地（今天的河南商丘）燧人氏部落中有一位中年男子（设想），在打制石器时总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现阶段我们靠人工保留火种，在部落中常常为火种熄灭之事发生争吵、斗殴，如果能像打制石器时、石与石之间迸发火一样，随时可以让火种燃烧、取用该多好呵！为此，他认真地观察着自然现象，把没有烧尽的木棍用石钻钻着。终于有一天，他用这一方法钻出了火苗……
　　 这是笔者的杜撰，这一杜撰与目前燧人发明火种最大的区别是：这时人类通过雷电或火山已经掌握了用火烧“饭”的方法。笔者这样写，主要是因为现代考古从山东衮州王因灰坑的二十多条锷鱼烧烤骨架，到湖南屈家岭文化都一一地在证明早在六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用火煮饭或烧烤食物了。如果燧人氏是发明用火烤食物者，似乎与自然现象脱离；倘若他没有通过石与石碰撞产生火花，如果没有木炭的出现，他怎么可能把钻与木炭联系到一起呢？正因为有石钻，有木炭，他才有可能从打制石器产生火花中得到启发，从而发明了人工取火（据燧人墓附近商丘人习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这种取火的方法还在这一带民间应用）。
　　 历史是无法复原的，我们只能尽可能地去考证、想象当年的现况。至于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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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漫漫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是我国最古老的典籍《易．乾卦》中的原文。后来我们用“九五之尊”一词代指帝王。这种古老的词汇让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学识渊博，面容憔悴，眼含智慧光芒的圣人。他骑在一匹马上向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匆匆地奔去……只见他每到一处，都连忙筑坛、祭祀。他在思索，思索着一个大的社会命题——人是从哪里来的？这一思绪就像他一路上马蹄扬起的滚滚尘埃一样——弥漫在悠悠的岁月古道上，启动后世的智慧。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被我们后世誉为三皇之一的圣人——伏羲。千百年来，我们在呼唤着他；问他好多、好多关于“龙”的问题，关于“诗”的问题，关于“占卜文化”的问题，关于我们的“起源”问题，还有关于“神”的问题——
　　 《左传．昭公十七年》：“太昊氏（伏羲）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唐孔颖达《疏》：“太昊，名官。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等等。伏羲氏当年的一种虚构，一种图腾的崇拜，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一种文化的发问，就给了我们在科学还不发达的年代种种“学术”上的命题。
　　 “龙”为何物？山东武梁祠（约公元147年修建）里的石刻《伏羲女娲图》侧面有文字解释说：“伏羲苍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以上的文字是说伏羲是苍龙，他既画卦，又发明了结绳为字的方法，同时也治理好了华夏。孔颖达在《疏》中引用《尚书中候．握河纪》一文中说：“龙而形象（像）马，故云马图，是龙马负图而出……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这就是我们有名的“河图”。河图的故事是说：一天，伏羲来到孟河之津，眼前洪涛拍岸，烟雾腾腾，突然从汹涌地惊涛中浮现出一头马身龙甲的怪兽。其背上的花纹像乌龟背。伏羲看了觉得此纹不是一般的纹，就按照其花纹画出了此图（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易》中的八卦图）。这其中的“马身龙甲”的怪兽就是龙吗？
　　 正当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在寻找我们中华民族图腾中的龙时，上个世纪我们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中找到了伏羲想像中的龙（蚌壳塑龙）。考古学家们根据这一发现，联想到大汶口文化中的王因遗址（该遗址是一个灰坑，里面有二十多条六千年前的扬子锷烧烤过的骨板）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得出这样的结论——此地就是伏羲墓，墓中的蚌壳龙就是伏羲氏在茫茫的求索中以锷鱼的凶猛演变而来的（故龙它有蛇身、龙鳞、马首之状，甚至连其爪子的趾数都与锷鱼有关联。只不过前后趾数颠倒）。这一考证虽然有待学术界进一步认可，但有这样一个事实在告诉我们：龙是伏羲氏墓中的有关天文学的最早的诠释。这古老的崇拜在诉说着什么呢？冥想间，伏羲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浮现着——
　　 他来了，一个从远古时代走来的圣人。那神的形象渐渐地远去，人的形象清晰起来。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他用想象创造图腾，他用智慧演绎八卦，他用诗歌（古人的语言，关于这一话题见拙作《中国诗歌探源解谜》）解释文化，他用勤奋治理天下。那一条条荒原上的古道，都有他的足迹；那一座座山峰上，都有他的祭坛；那一个个故事里，都可看到古道上他行色匆匆的身影。
　　 茫然兮炎帝
　　 幽深的古刹，巍峨的殿宇，苍翠的松柏，熙熙攘攘的人流。在炎帝塑像前香炉里的袅袅青烟中，人们怀着虔诚，怀着敬仰，怀着好奇，怀着愿望叩头、跪拜。然后，带着满足，一步一回头地离去。
　　祠堂、古庙外，寒鸦飞尽，又一树鸥鹭。迎来送往的炎帝古祠，在诉说着古今沧桑。在湖北的随州市曾都区厉山镇，在湖南的衡阳石牛峰，在陕西的宝鸡市渭水南岸，在云南的孟库，在山西的晋城庄里村，都一一地诉说着同一个神话，杜撰着同一个故事，演绎着同一部历史——神农氏炎帝。这些地方的人们热心快肠地为神农氏立祠，都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把炎帝的出生或在那里生活过来增加自己的一份荣耀。面对着这一个个的传说，面对这一个个的祠庙，我迷茫。就在我迷茫之时，有一位好心的学者怕我失去了寻找炎帝的信心，编造了一个善意的谎言：“神农氏有八代，一二代生活在渭水、宝鸡境内，真正称帝的是第二代。湖北随州的是第三代。湖南衡阳石牛峰的是第八代”（何光岳《炎黄源流史》）。何先生以姓氏和族谱的考证，为华夏溯源增加了一个新的途径。但是，族谱中对远古的一些宗族关系的可信度还有待史学界的认可。比喻说，屈原的《离骚》中说自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在当今，邹姓也说自己是高阳的后代，许姓也说自己是高阳的后代，那么高阳颛顼帝究竟有多少后代呢？这就让我们对远古的族谱可信度持怀疑的原因。
　　 湖北随州人说神农出生在随州有他的说法。在随州的厉山镇九龙山南麓，南麓有一个天然山洞，不知是哪朝哪代起，人们就把这口古老的山洞与神农联系到了一起。也许这里真是神农故里，在这块土地的正西面是神农架（相传是神农采药的地方）；在它的西北是谷城县（相传是神农种水稻的地方）、远安县（相传灵龙峡附近就是嫘祖的故里）、竹山县（女娲补天的石就在竹山县宝丰镇）；它的西南是建始县（现代考古发现这里有二百万年前的古猿人化石）。有这多与上古文明有着关联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不信随州的厉山镇就是炎帝的故里。至于说这里是不是何光岳先生所说的是炎帝的第三代传人神农氏柱（也称炎帝烈山氏、连山氏），我看有点玄。因为古代是以部落为单位的势力范围（按文献：夏朝有万国推算，那么，炎帝时代起码有近两万个部落），我想神农这个部落在那原始的物资条件下，不可能迁徙得如此之快（在人口稀少、地大物博的年代，他们的部落也没有迁徙这样远的必要）。
　　 陕西有陕西的说法。陕西人认为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有文献古籍记载神农姓姜，是因为神农生于姜水崂峪。其母女登生下神农后，到九龙泉沐浴过，又有神农死于秦岭天台莲花山之说，故神农死后，葬在了女登生神农时沐浴过的九龙泉。
　　 湖南有两处炎帝祠，一处在湖南株洲，另一处在今天湖南酃县的石牛峰。石牛峰人为炎帝立祠是因为炎帝南巡时，采药到石牛峰，逢大雨避之岩洞，误尝“断肠草”而亡，葬于酃县境内（今天的衡南县和衡阳市东南一带，九四年改名为炎陵县）。由于这里有炎帝祠，每逢这里民众有难，就来祠堂祈祷一番，总可逢凶化吉。这是心理上的安慰还是天公助巧，让这位古代圣人赋予了人们精神上的新内涵。这种内涵的魅力是不是神的力量，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可能是最早的由人变神的精神图腾，成为了后世宗教文化的见证。
　　悠悠岁月，苍茫大地，人流如潮。透视历史的时空，我们对神农炎帝是哪里人？一时间谁也难以下结论。可是，在何光远所长（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炎黄研究所所长）笔下，炎帝竟然与黄帝是同时代并存的两位君主。一九九四年在何所长的建议下，经国务院批准，湖南省汉朝时的酃县，今天更名为炎陵县，给后人研究炎帝又笼罩上了一层迷雾。
　　 为此，笔者认为何光岳所长对炎帝的研究有如下方面值得商榷：
　　一、何所长在《炎黄源流史》丛书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的后代。太昊伏羲氏在距今约6000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今甘肃省东部）境内，其部落后东徙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陈仓（今陕西省宝鸡市）。炎帝、黄帝均为部落首领。
　　根据何所长的这一结论，演绎出了：“河南新郑是第八代轩辕黄帝生长、建都，统一万国的地方；河北涿鹿则是黄帝、炎帝共同打败蚩尤的地方。”这种结论就像让我们进入一个永远梦幻的世界，不需要逻辑；只求美好的传奇一样，把几千年公认的古籍文献推翻得无影无踪。从何所长以上的“黄帝、炎帝共同打败蚩尤”的称谓中，与前面提到的“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的后代”是相矛盾的。再说“太昊伏羲氏在距今约六千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境内”，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初步考证，如果这一遗址真是伏羲帝的墓的话，伏羲称帝应该是在公元前4530年春分时节在河南濮阳才对。而并非是何所长所说的古陈仓。
　　 二、在《史记．五帝本记》中，有：“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黄帝与炎帝是不同的两代君主。
　　在《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德王，故曰炎帝’”。这段文字说明了炎帝的来历。以上两部典籍都没提到炎帝与黄帝是同时代的君主，何所长又何以说炎、黄二帝相传八代？
　　 三、从当代考古我们发现，屈家岭遗址表明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农耕文化（水稻田，房屋、灶，陶罐、陶葬、陶窑，距今六千五百年）来看，如果神农氏真的是五谷的栽培始祖，那么炎帝应该距今约七千年左右才对（只限于对屈家岭文化估计）。
　　总而言之，远古的历史是扑朔迷离的，我们今人只能带着头脑去看。经过以上的考证，我还是比较认同当代学者刘志诚在《汉字与华夏文化》一书中，以字源学的渊源关系进行推理的结论：“炎帝姜姓，例字4）～6）是甲文（甲骨文。因甲骨文输入不上，只好放弃）姜字，7）、8）是甲文羌字，姜、羌古为一字，甲文中亦互用无别。《说文》：‘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姜甲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姜姓最早当是源起我国西部的原始游牧部落。例6）姜字从彳，正是造字时姜姓还有部分部落游牧生活的反映。例8）所从之系，反映了殷商时期的羌人后裔被俘获套以绳索作奴隶或人殉的地位。”这一说法有基本根据，也比较客观。今天湖北省神农架林区在炎帝祭坛的塑像，就是根据《帝王世纪》文字记载塑造了炎帝牛首、人身的（这就有刘志诚所说的：姜字本身就像戴羊角头饰之人）。
　　 至于神农氏炎帝故里为何成为了陕西、湖北相争的焦点，我想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一、炎帝出生在陕西宝鸡市的南郊的姜水，后来他只身来到了湖北随州的厉山镇。他到随州后，去过神农架采
　　药，死于湖南酃县的石牛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药学家，把他采过药的地方称之为“神农架”。
　　 二、也有可能炎帝的祖先是陕西姜水人，神农出生在湖北随州。至于他为何成为远古的“三皇”之一，我将在
　　《释“皇”考“三皇”》一文中说明。
　　 三、 古人也和我们今人一样，都爱争文明起源。西汉刘安在《淮南子》一书中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
　　本来《黄帝内经》不是黄帝所作，非要把炎帝、黄帝拉出来：以“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开头；以黄帝对臣子岐伯、伯高、少俞、雷公问答的形式立说。这种争源之说不仅是炎帝，女娲也是如此。陕西人说陕西的平利县女娲山就是当年女娲补天的山；湖北竹山人说自己宝丰镇的女娲山就是当年女娲补天的山石；还有河南的女娲山，山西的女娲山等等。这种传说决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而是人为的攀比。
　　 一九八八年，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的竹简有这样的记载：楚人的祖先是老童、祝融。在《礼记．月令》和《吕氏春秋》中均载：炎帝是南方和夏季的帝，祝融是南方和夏季的神。炎帝曾经命令祝融派遣四神降入人间，奠三天（指日、月、星）。历史学者高诱注：“炎帝，以火德王天下，是为炎帝，号曰‘神农’”如此种种，都有与《帝王世纪》争夺炎帝故里之嫌。
　　 四、 在“人神合一”的时代，炎帝对我国的医药文化和农耕文化有着特殊的贡献，后世也有可能把他敬奉为神。
　　就像蜀汉王朝时的关云长、诸葛亮一样，成为后世通俗历史文化“神”的祭奠。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把这种神请到自己的领地来，争相贡奉。
　　 我这是在追溯炎帝的踪迹吗？不！炎帝是“神”，我一凡夫俗子何以能追踪得到？在历史面前，我们只能客观地去分析，用证据说话。如果以上所谈对何光岳所长有什么得罪，那只能怪古代史学家和炎帝本人了。他们为何不客观地传承历史？炎帝又为何搞那多发明，让后世敬仰得五体投地！
　　 我们今天的这场讨论，是古人争辩的延续，后人也会说三道四。其实讨论时是唇枪舌剑，事后迷茫不知所措；就是几千岁的炎帝看到我们这样争论不休，也会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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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滚滚
　　
　　 帝为何物？苍茫之间，它在我脑海里翻腾……冥冥之中——它是枷锁，是幻觉，是光环，又是罪恶。在庄子眼里，它是庸人束缚快乐和自由的紧箍咒，是大彻、大悟、大境界君子眼中的粪土；在伯夷、孔子、岳飞、文天祥眼里，它是神、是圣、是天、是龙；在苻生、武则天、安禄山、石敬瑭、慈禧眼里，它是爹、是娘，比爹娘还大，比儿孙还亲；在梁武帝萧衍觉悟后眼里，它是一文不值的符号。
　　然而，它的的确确成为过尘世间至高无上的圣职；成为过杀人魔王的护身符；成为过历史的里程碑；成为过高贵与卑贱、正义与邪恶、忠与奸的分界线；成为过剩余价值下的一个砝码。
　　可是，它只不过起源于一名驯化了野马之后，在原始的牛拉橇上多加了两个木轮，然后用马带（马车）奔驰在蛮荒九州土地上的第一人——轩辕氏黄帝。关于他的传说亘古至今不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史记》）”。《国语．晋语》中有这样的记载：“昔少典娶于有乔（原乔字是：左边一个“虫”傍，右边一个“乔”字，《汉语词典》不见此字，有些典籍用“乔”字代）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为成、炎帝以姜水为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这段文字告诉我们黄帝分封于姬水，炎帝分封于姜水，他们是亲兄弟。司马迁在编著《史记》时，参考了《世本》、《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尚书》。轻描淡写地写了黄帝与蚩尤在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战。这黄帝与炎帝在阪泉之战是兄弟之间的战争，他们为何要打？我们不仿看看《帝王世纪》再说：“神农氏姓姜，母曰任姒，有乔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农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这段文字说炎帝的母亲是少典之妃，少典是黄帝之父，那么炎、黄二帝原来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既然是异母兄弟，为了政权他们有可能在阪泉反目成仇。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少典是有熊国之君，当初少典把这两个儿子分封到了姜水和姬水，按《国语．晋语》的说法黄帝出生在前（也有可能因炎帝母亲是妃子的原故，把黄帝的名字放在了炎帝之前），炎帝出生在后，而我们后世总以炎黄相称，他们究竟谁是兄、谁是弟？假设炎帝是兄，那么炎帝的帝业有可能是靠他对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贡献赢得各部落尊重后取得的。这样的业绩应该能让炎帝在相当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性的，为何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轩辕之时，神农氏衰”？难道说这时真的是炎帝势力衰落了吗？这种说法似乎没有说服力。大家想想：炎帝既然是那个时代农耕文化和医药文化的发明者，国力应该很强，在部落中的地位也会很高。既然炎帝国力强、地位高，他不可能调动不了各部落军队来对付蚩尤，让黄帝取而代之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这时黄帝发明了马车（战车），成为了战争的主导者。他见炎帝成为了各部落的首领之后，借打败蚩尤赢得各部落的威望而成为武力之君的呢？而司马迁不让我有这种设想，他明确地告诉我们：黄帝打败了炎帝得天下之后“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遂禽杀蚩尤”。让炎帝与黄帝之间这段血腥的历史成为了我国帝王史上一个永远的谜团。
　　 历史也正好从黄帝起有了战争，有了血腥味，有了滚滚的红尘。黄帝虽然有了四海，可没有安闲过。他到过东海，登过丸山，访问过空峒，游过长江，居无定所，征战无数。在茫茫的九岭八荒的土地上，你看到的不是太平盛世，而是烽火连天，战车、马蹄、逃难的人群、混战的双方卷起的滚滚尘埃。而司马迁还是不忘对黄帝形象的描写。说他不仅发明了马车，而且还是房屋、舟楫的始祖。再加上他的夫人嫘祖养蚕、缫丝、织绸，把一个华夏文明都热热闹闹地同他和夫人联系到了一起。这样的帝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崇拜？不敬仰？不骄傲？不自豪？
　　 只是苦了神农氏。黄帝这样风光，有谁还记得阪泉三战时，黄帝派熊、罴、貔、貅、貙、虎残忍地来对付自己的这位同父异母兄弟呢？只记得黄帝看凤凰时的得意，只记得“龙凤”也许是从这里开始风风光光地走进帝王家，成为皇帝和皇后的代名词。那“一将功成万骨枯”；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都一一地成为了历史的祭奠。沉沉的，不像红尘惹是生非。
　　
　　 月照神州
　　
　　 历史的潮流卷起了反思的浪花吗？黄帝车辚辚、马啸啸地征战了一生之后，安安静静地躺在了桥山脚下。一轮弯月苍凉地洒下如水一般的幽光，带来宁静，带来沉默，带来岁月的秋风。秋风也累了，她坐在桥山的草丛中瑟瑟地哀吟着……
　　颛顼帝一觉醒来，梦中的一切让他翻来覆去地回味着。使命的脉搏在跳动，他的心紧紧地贴着思维，最后他清晰了——天下要安定，人心在思治。于是他把握住了“仁爱”的脉搏，放大、审视、执行。
　　 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在黄帝二十五个儿子中，嫘祖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青阳，一个就是颛顼的父亲昌意。青阳分封在江水，昌意分封在若水。也许昌意是幸运的，他没有与哥哥青阳之间为争夺帝位而残杀，也没有像父辈一样辛苦，自己的儿子高阳（颛顼）轻而易举地继承了帝位。
　　 颛顼帝高阳即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定四时，然后进一步地研究、驯养家畜禽兽，教化万民，制定礼仪。颛顼帝即位的这一时期，有一点像汉高祖征服天下后，他的后人形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因此，司马迁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颛顼帝统治时的盛况“日月所照，莫不砥属”。这句话既指颛顼帝统治时拥有天下之大，又说明了颛顼帝巡游了天下——是一位难得的、体察民情的仁慈君主。
　　 他北到过幽陵，南到过交阯，东到过蟠木，西到过流沙。广袤无垠的华夏大地他都一一地巡察过，带回的是醉心的满足。那王冠下的玉冕收获到了部落的祝福，人民的安康。我们从他那王冠闪闪发光的玉光中，看到了月光相映的、静静安宁的余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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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
　　 岁月的洪流滚滚向前，历史的巨轮驶向风云的沧海。沉浮之间，物是人非。颛顼帝带着他的生命信息符号远去，留下一个个历史的问号。此刻，我伫立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梁山镇土山陵园高阳氏颛顼和高辛氏帝喾墓前，凝视着历代留下的一百六十五块大大小小的碑碣，想象着沧桑的岁月。那一幕幕历史的画卷又一一地闪现在眼帘：仓颉为黄帝造字，蚩尤五十二战被黄帝打败后成为了黄帝手下的一名称职的统帅（传说），少昊帝不明不白的消失，颛顼帝笑看帝喾……
　　我不知道颛顼帝的父亲和他的伯父（青阳）当初让颛顼帝继帝位时有没有“金匮之盟”，但是，颛顼帝百年之后，是他的堂侄高辛氏帝喾即了位。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史料也没有介绍这一传承的过程，我们只能以一份美好的亲情友爱来圆这一梦境。——也许是高阳氏颛顼帝没有生子，也许是颛顼帝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也许是当初青阳的儿子少昊没有作为，黄帝有遗嘱：如果朕百年之后，我的两个儿子中，子孙轮流执政。颛顼帝接替了少昊，他百年之后又把帝位还给了少昊的后代，也许，也许……
　　 正当我在一个个也许之中时，帝喾来了——
　　 你看，他从陵墓祭祀过颛顼帝回銮。六匹白色的骏马（古天子驾六，也许代表东、西、南、北、天、地）拉着他高大的法驾，威风凛凛地回来，他端坐在法驾上，眼角上还留有泪痕。一群臣子跟随在身后，更显示出他神圣不可侵犯的气质。从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他的壑智，从一路欢呼声中，我们看到的是众心所归。他也许是看到了我们，连忙站起身来挥手致意，那微笑的面容仿佛在说：“按颛顼帝的治国方针办。”
　　 是的，他按前辈的方针政策治理好了这远古的部落，司马迁评价时，用上了对颛顼帝相似的文字“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这足以说明帝喾治理的华夏有颛顼帝的遗风，那江河湖泊，那崇山峻岭，那辽阔平原都同样有他的足迹。
　　他娶了陈锋氏的女儿为妻，生下放勋；娶娵訾氏的女儿，生下挚。他的这两个宝贝儿子重演了少昊和颛顼的一幕——都轮流执过政，历史只认可了放勋，而挚默默无闻地同少昊一样退出了帝王的舞台。尧帝放勋成为了后世敬仰和骄傲的明君。他的智慧，他的豁达，让虞舜完成了人生的羽化。这一个个过程，仿佛像江河行地，斗转星移。
　　
　　 睿智千秋
　　 在五帝时代，有谁记住了少昊、挚这两位昙花一现的帝王？如果记住了他们，就是七帝了。历史为何称之为五帝呢？主要是少昊和挚在历史上的政绩平平。五帝中，后世又以尧舜为自豪！这是为什么？是尧的豁达大度吗？是舜的传奇成全了尧吗？还是尧舜本来就是相互影响、相互燃烧、相互释放的圣者？就像磁场上的正负极一样，没有相互的引力，就不会产生电流一样吗？为此，我在浩瀚的书海里寻找着历史的答案。历史半真半假地告诉我，他们既是人又是神。
　　在《尚书》、在《史记》、在《世本》、在《帝王世纪》、在《帝系谱》、在《山海经》等等史籍中，我看到的是扑朔迷离的、亦真亦幻的、亦人亦神的两位圣人。
　　 我不知道尧出生的年月日，但在《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尧七十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尚书》相同）。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羡慕的年龄，不算尧的出生到即位的时间，就他执政算到死就有一百一十八年。根据现代科学理论，人的极限寿命为一百二十岁。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百二十岁的寿星。由此可见，尧的年龄是历史的美谈，一个让人向往的人间神话。从黄帝到尧帝家族的六代帝王中，尧是一名最开明的君主。他开明之处是：认人为贤。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这哪里像帝王问政？分明是在向我们讲述着一个精彩的故事。也许只有尧帝才有这样的语言，那深邃睿智的眼神，那平易近人的表情，那普查天下的心胸，那豁达大度的态度，都从《尚书》这段文字里告诉了我们。
　　 可以想象：尧帝在位七十年某一天的诸侯大会上，他想在四方部落首领中选拔继承帝位的人。可是，四方部落首领都非常谦恭，并向他推荐了一个穷光蛋——这个人不仅是个无钱娶妻的光棍，还有一个眼瞎愚昧的父亲，一个横蛮不讲道理的继母，加上一个仗势欺人的同父异母弟弟（象）。这个可怜的舜，有这种家庭莫说是古代，就是现代有这样的家庭也会打光棍。而舜由于他的孝道，由于他的开阔胸怀，由于他对生活的信仰，由于他有一颗仁慈宽厚的心，被尧帝看上了，也被四方的诸侯看上了。一夜之间，他走起了桃花运，尧帝把自己的两位如花似玉的公主（女英和娥皇）嫁给了他，并派他治理一方。这就是善有善报的文化根基，让后世清醒了什么是人格化。
　　 尧帝不仅认人为贤，而且还是华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第一人。他的祖先嫘祖早就发明了丝绸，他没有用丝绸做龙袍，也没有住皇宫大院，只是穿上葛麻衣裳，随居而安。他用的是陶碗、陶盆，坐的是轺车（古代轻快的单匹马车，也是战车，而不是黄帝坐的六匹马拉的法驾）。当他看到一个犯人在行刑时，就谴责自己普法没有到位；当他看到寒风中有人穿着破烂的单衣时，就愧疚自己没有建立全民生活保障机制；当他看到乞丐时，就会上前施舍……
　　物以类聚，式以群分。有这样一位爱民如子的帝王，就有一批廉洁奉公的臣子，如忠于职守的羲氏、和氏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置，制定出了一年三百六十六天的古代历法；羲仲氏住在郁夷恭迎日出，定春耕季节，了解鸟兽交配状况；羲叔住在南方，考查夏季农时；和仲氏居住在西方，恭迎太阳西落，研究秋分，玄武七星；和叔氏住在北方幽都，认真论证冬季果实的收藏方法。再就是大司马契，大司农后稷，大司理皋陶和乐师夔都一一地被后世载入了史册。让历史增辉的同时，给千秋万代做出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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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燕舞
　　 根据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华夏农耕文化的第四阶段为公元前3000——前2000年。这时的农业文化从生产工具到种植品种都进入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尧帝将天下划分为了四岳，而舜帝将天下分划为了十二州。虽然只是一个行政区域的划分，但舜帝统治时的区域形式更接近于当代。
　　 尧帝带着他高龄的秘密走了，留下了谦和，留下了睿智，留下了无私，留下了灿烂的人格文化。他的九个儿子中最让他担心的是丹朱反对他把帝位传给舜，于是，尧把丹朱派到了南方。南方是苗人，是蚩尤的后人，尧这样做可谓用心良苦，他在向天下人在说明：他要民主，要贤人来接班治理天下！舜没有辜负尧的重托，华夏十二州在他的统治下，人民丰衣足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睦。这是不是因为他把自己的父亲感化了，继母变得温柔贤惠了，弟弟（象）变得有所作为了?虽然历史没有告诉我们，不过，我想五十岁才执政的舜帝，这时人生的态度应该更豁达，处事更历练，智慧更深邃——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春播的歌声回荡在蓝天，牧童骑在牛背上，他们一边学着大人们歌唱，一边凝视着部落里用他们放饱的牛在犁地，幼稚的小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一群群紫燕穿梭于嫩绿的柳条间，一阵阵鸡犬声此起彼伏，一个个少女正在采桑叶，一名名妇女正在采蘩（古代漂蚕丝用）。舜帝端坐在轻便的轺车上，他看到这风光旖旎、山水如画的《春播图》，那威严的脸膛上露出了一丝让人难以觉察到的笑意。在他的笑意中，闪现着他在历山种地的情景，看到了他在雷泽捕鱼的故人，回味着他在河滨制陶器的成就。他走到哪里，哪里就兴旺发达，他生活在哪里，哪里就吉祥如意；我们宁可相信这是历史的真实，也不愿意这是一个梦幻的神话。
　　 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两鬓，生活的风雨洗涤了他的面容。他一路走来，人民看到他都以笑容相迎，有的人干脆叫他一声：“舜老头，又来看咱们了？”那称呼里有信任，有亲切，有敬仰。而舜帝听到这样的称呼时，像听到世间上最动听的音乐一样，甜甜地微微一笑。老百姓看到他这样平易近人，亲切和蔼，都没有把他当帝王。甚至于随便地邀请他坐在田间地头，吃一顿便饭，然后送他上路。难怪当年尧死了，他不肯接尧的班，想把帝位让给尧的儿子丹朱时，诸侯们不认同丹朱，而认同他的。这就是人格的羽化吗？这就是伟人的伟大之处吗？我想任何凡人都有可能利令智昏，而舜之所以成为千古伟人，就是他从小到老都有一个豁达大度、以大境界淡化庸俗的原故吧！
　　 历史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还是故意让我们记住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既然舜这样仁慈，这样宽厚，这样体察民情，为何在他的晚年发生了九嶷山一带的战乱呢？舜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年老体弱，不顾家人的惦记，瞒着女英、娥皇匆匆忙忙地赶向湖南。他就是在这匆匆忙忙中，为他划上了生命的句号。这个句号被后世演绎着，演绎出了一个既悲壮、又感人的爱情故事：当女英和娥皇知道舜帝死于九嶷山后，都匆匆忙忙地赶到这里。她们到了。看到的只是滚滚的长江，只是烟波浩渺洞庭湖，只是九嶷山上的一丛丛翠竹。她们肝肠寸断，泪如雨下，那一滴滴的泪水飘向了空中，洒在了竹丛，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印痕——斑竹。
　　 斑竹在岁月的长河中守望着。守望的是风霜吗？守望的是期待吗？不，她们守望的是一曲曲动听的歌声。那歌声是当年舜帝划定的一个音符：“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间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见《尚书.尧典》）。”
　　 这音符——成为了后世诗歌理论的坐标，成为了蓝天下莺歌燕舞的节奏。
　　 三皇五帝走了，夏、商、周情况如何
　　
　　 沧海横流
　　
　　 在蓝天，我俯瞰大地：浩瀚的海洋滚滚翻腾，茫茫的湖泊桀骜不驯，纵横的江河波涛汹涌，小小的绿洲漂流不定。人在这残酷的大自然面前，渺小得如同巨轮碾蚓蚁，狂风卷残云。这时，我眼前浮现一个高大的身影，他顶天立地，手执巨斧，看到高山挡水，猛然一斧劈下，上游被阻滞的洪水哗然倾泄……
　　相传在尧帝时，曾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滔天的洪流卷走了畋田里的野兽，卷走了桑麻田里的希望，卷走了无数的生命，卷走了帝国的根基……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个生命被锷鱼，被河马，被鲨鱼，被“龙王”吞噬掉；鲸、海象，对这种惨境不闻不问，难民只好栖身于山洞或树干上。
　　 面对这无情的沧海洪流，面对这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人类在选择，在探索，在思考——征服自然才有出路！于是，尧派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洪水。
　　 鲧治水9年，他采取堵塞水路的办法，结果水愈堵愈高，洪水一度缺口，像饥饿的猛兽，张开血淋淋的大口……舜继尧位后，他认准了治水世家子弟——禹，并成立了以契（商族的祖先）、后稷（周族的祖先）、皋陶等人组成的治水委员会。禹对舜的重托，感受到了无限的信任，一种使命感让他觉得“士应该为知己而死”。夜静更深，他仰望着苍天，仿佛要窥视透天、地、自然奥秘似的。良久，他终于下定决心——我得首先了解山川湖泊的地形图。
　　 于是，他告别了家人，告别了朝中的大臣，告别了父亲的方案，走出去——绘制出了一幅垂名青史的《山海经》图。后人在颂扬他的功绩的同时，把他神化了。于是，出台了许多、许多关于他的传说，许在黄河的三门峡，在长江三峡，在四川，在山西，在山东（相传大禹治水时在此建禹息城，大禹治水时曾留住此城，并以此城为“导河入海”的施政指挥中心。春秋时改为羽国，后汉改为羽贞，唐高祖武德年间改为禹息；唐天宝元年（742），取禹息故城之意，改祝阿县为禹城县）。在浙江（会稽山曾经是大禹会诸侯处）。在云南（昌宁县澜沧江与黑惠江合流处有一条桩，圆径不足２尺，常与江水同高下，或高于江水一二尺，相传为大禹治水时治服蛟龙留下的遗迹），在，在……
　　 还有好多好多的“在”，在全国各地都有禹的踪迹，都有禹的故事，都有禹的传奇，都有有关禹治水路过或住过的山、州、县、市、穴、桥、石、洞等等，亦人亦神的传说。真正可信的是浙江的会稽山，他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记》中认可了的：“禹会诸候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故这里有大禹陵（一九九五年五月，江泽民题写“大禹陵”并亲自谒陵）。
　　 许多、许多关于他的神话，还有有关他的出生地——
　　 关于他的出生目前有两种说法：安徽涂山人说禹是在涂山出生的。四川石泉人说禹是在石泉出生的。历史认可了四川：禹出生在四川省西部的绵阳地区北川县（古称石泉县）石纽山麓的禹穴（禹里羌族乡政府所在地，方圆数十平方公里保留着许多有关大禹的文化遗迹，被称为大禹故里）。唐代以前，石纽山麓建有禹庙，每年六月六日禹的诞辰日，人们都要聚集在禹庙前举行祭祀活动（可惜，禹故里坊“文革”中被毁）。
　　 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太平御览》卷四引《遁甲开山图荣氏解》云：“女狄（又名女志、女嬉、修己）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爱而含之，不觉而吞，遂有娠，十四月，生夏禹。”还有一个补充说明是：石泉县的县名就是取石纽之“石”和甘泉之“泉”。
　　 为了进一步地认证这一说法，四川人还说：望崇山在今禹里东，山峰矗立入云，相传崇伯（禹父鲧）外出治水，常年不归，圣母思念，常登此山遥望禹父归程。可是，林木繁茂，挡住视线，圣母叹道：“眼前若是没有这些大树多好啊！”圣母企盼的话音刚落，狂风骤起，眼前大树连根拔掉，故有“望崇山”之说。
　　 汉朝的文学家扬雄也来赶热闹似的，他在《蜀王本纪》中说：禹生石纽，其地名刳儿坪。刳儿坪位于九龙山第五峰下，其地“稍平阔，石上有迹，俨然人坐卧状，相传即圣母生禹遗迹”。沿刳儿坪溪流而下，有一巨石，其状如盆，其“水色金赤，四季不变，相传是圣母诞禹后洗儿处也”（民国《北川县志》）。
　　 洗儿池以下的溪流中，“白石累累，俱有血点浸入，刮之不去。相传鲧纳有莘氏女， 胸臆坼而生禹，石上皆是血溅之迹”（《锦里新编》）。令人称奇的是“血石止禹穴一里许”（《三边总志》），距洗儿池稍远即无此奇观。距洗儿池不远的绝壁上刻有篆体“禹穴”二字。这二字在岁月的风雨中洗礼着，见证着，诉说着，它在看日出，在看日落，在观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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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有：“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指禹疏岷江水入沱江，使其在泸县流入长江，从而减少进入成都平原的洪水）。禹整治好岷江后，顺江东下到了江州（今重庆市一带），娶涂山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启（至今，重庆朝天门长江南岸的那块“夫归石”或称“望夫石”，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许多关于大禹与涂山氏之间的动人故事呢）。
　　 禹从江州东下来到了三峡，便开始疏浚三峡的工程。晋郭璞《江赋》云：“巴东之峡，夏后疏凿”、《淮南子·修务》载：禹“决巫山，令江水得东过”（即凿开了堵塞江水的巫山，使长江之水能够顺畅东流）。为了增加一点传奇和神秘感，人们又把禹与巫山神女混为一谈：说禹在疏浚三峡时，还曾得到神女瑶姬的帮助。那大溪河中的“锁龙柱”和“斩龙台”成为了瑶姬帮助禹治水、凿峡，锁龙、斩蛟的“铁证”。
　　 在神女的帮助下，经过禹和各部落人民的共同努力，终于凿通三峡。江河畅通，万江归海，湖泊疏浚，能蓄能耕。禹在治水13年中，非常繁忙，竟至三过家门而不入。
　　 唐朝大诗人杜甫不知是不是听了这个传说，洋洋大方地写下：“疏凿功虽美，陶钧力大哉（《瞿塘怀古》）。”任过夷陵县令的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只相信禹开山疏浚之功，不信神牛凿峡之说。因此，他将“黄牛庙”改名“黄陵庙”，庙中祭祀的黄牛神改为祭祀夏禹王。范成大在《初入巫峡》一诗中直抒胸臆：“伟哉神禹迹，疏凿此山川！”这些文人政客，只图热闹，管他后世如何去评说。
　　 传说我们就不多讲了，我想从客观的角度对禹进行评说：大禹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是政治家，又是水利专家，为华夏文明立有三大功劳：
　　 一、他领导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他是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水工程专家）建设，为中国的农耕文化竖起了一座丰碑。
　　二、他走遍神州大地，根据九大水系将舜时的十二个州划分九州，明确了水系资源。
　　 三、他普查了国土资源，其考察报告是《山海经·五藏山经》。根据一些学者对《山海经》的考证，禹时代国土资源普查的范围南至台湾海峡，北抵蒙古高原，西至天山山脉，东达日本列岛（《帝禹山河图》）。
　　 禹走了，带着遗憾，带着悲壮，带着期盼地走了。那山川，那河流，那九州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一个沧海横流蛮荒的时代随大禹走进了天国，眼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现代化的水利枢纽工程，一根根电缆贯穿南北，一座座城镇闪闪发光。昔日恐怖的“水龙王”，变成了“电龙王”。它们神秘地、无影无踪地奔腾在现代化的沧海中，改写了沧海横流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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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
　　 衡量远古朝代的文明有一个国际标准（即：文字、城市、行政区域及其社会制度）。二ＯＯＯ年十一月，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夏商周断代史工程课题组”通过互联网论证断代史时，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我国的夏朝虚无飘渺不可信。而我国的先秦权威性的《尚书》和汉代司马迁写的《史记》等古籍、传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大禹死后，在守丧的三年里由伯益代理国王。伯益因懂鸟兽语在舜时代曾担任驯鸟兽的大臣（畜牧部长），又因帮禹治水凿井有功，被赐姓嬴（秦始皇的祖先）。
　　 伯益不是一位政治家，他忙于农业、畜牧业、桑蚕业、祭祀大典，忽视了人际关系。他在代理国王期间，人事组阁很有可能有问题，不然，为何在他三年任期到了之后落选了呢？
　　 这个政治上的糊涂虫，自以为是地躲到登封市的箕山上去避嫌（怕别人说他拉选票），其结果诸侯都跑到夏启那里去了朝拜夏启去了。
　　 沮丧的伯益垂头丧气。他的长子大廉为了让父亲从失败中振作起来，说：“父亲，孩儿请人算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咱们部落将来必然兴旺发达。”伯益听了，精神也为之一振，他动员部落成员跟夏启对着干。可是，夏启有众多诸侯支持，伯益最后被夏启杀害。历史留下了苍白的一页。司马迁在《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位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既然禹如此贤，又为何杀伯益？是司马迁照古籍而写还是另有隐情？
　　 夏启打败伯益后，正式即位。翻开了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第一页（我国在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了最早的夏朝城池，比现在故宫大两倍以上）。然而，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在西方这些学者眼里：“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部分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而我们的祖先总是把自己比成神、兽、圣的起源，这就是华夏文化文明的根基。相传，当年禹治水时到了安徽怀远县一带挖泥，看见一只九条尾巴的狐狸精突然变成了美女，她娇滴滴地对禹嫣然一笑，说：“阁下就是当今有名的治水大臣禹吧？附近有个地方叫台桑的欢乐谷，未婚男女青年都到这里谈情说爱，我特地来邀请……”这位治水英雄还没有等狐狸精说完，十魂已掉了七魂，他屈服了美女，走进了爱河的天国。
　　 当大禹跟着狐狸来到欢乐谷。眼前：调情的，骂俏的，成双成对混合祼浴的，如胶似漆交欢的……大禹此时此刻脸红心跳，在狐狸精的介绍下，他认识了举止优雅，黑眸明亮，身材苗条又婀娜多姿涂山氏，玩起了跳钢管舞的把戏……屈原《天问》中：“通之于台桑”就是这一糊涂爱情故事的见证。
　　 有了甘露就会有丰收，不久，涂山氏怀孕，就有了启。还有一说是：涂山氏发现禹不是人而是兽后，气哭了。苍天为之动怒，晴天一声霹雳，大雨倾盆，涂山氏在雨中化成了一块巨石。大禹发现涂山氏因看出了自己是兽后，追赶上来，眼前的涂山氏已经变成巨石，悲痛欲绝地呐喊：“既然你不肯当我的妻子，那就请你还给我的儿子呀！”
　　 禹的话音刚落，一声巨响，石头爆裂，中间蹦出一个光屁股小孩，这就是启（启就是裂开、开启的意思。今安徽怀远县的当涂山上还有“启母石”）。
　　 启执政后，在今天河南禹县北门外大摆宴席，狂欢作乐，极尽豪华。所来的诸侯中，来自陕西户县的有扈氏，
　　是启的族兄弟，本来他对启就不满，这时在宴席菜里吃出了一只苍蝇，怀恨在心，回去后扬言要造反。启听了怒不可遏地对诸侯们说：“自己族里的兄弟尚且谋反，朕还何以号令天下！”于是，他调动军队，西讨有扈国。在《尚书．甘誓》中有这样的文字：“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恭行天之罚。’”。这难道说是司马迁所说的“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吗？面对这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我迷茫……
　　 甘地一战，有扈氏被夏启联合的诸侯军打得尸横遍野，有扈氏的子民都被罚做了奴隶。中国古代社会有扈氏是不是第一代奴隶，我们不清楚，但在史学界把夏朝归纳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开始，这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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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化和历史问题浅谈
　　
　　 商朝时期，我国仍然是半游牧半农耕的部落社会形态（从商朝衰弱时频繁的迁都可以看出），文字已经广泛应用（各种文书明显多于夏朝）。到了商的晚期，青铜器（早在夏早期二里头遗址中就有了铸铜）已经应用到了文字上（金文《○其卣》是商纣王时的器皿）。在学术方面，夏商周的历史《史记》和《竹书纪年》相比，我觉得《竹书纪年》的可信度要高于《史记》。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就是承认了商经历了二十九王（《史记》中商有三十王，原中国历史年表商有三十位帝王，邵雍的商年表只二十八位，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有三十一位。新华网多汤之子太丁，邵雍少外丙、仲壬。汤子太丁不能算王，而外丙、仲壬不可不算王。《竹书纪年》中没有武丁一朝），四百九十六年（加武丁的五十九年共559年）。如果按照邵雍的年表将商朝定在公元前1766——前1122年计算，商代统治中国历史是644年；如果按照新华网湖北频道年表公元前1600——前1046年计算是554年。最大差是148年。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四九改作“二百七十三年”，《辑校》仍作“七百七十三年”。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三作“二百七十五年”，《订补》云：“泷川本正义多据古钞本，比较可信，而二百七十五年与下文‘汤灭夏至于受，用岁四百九十六年’语不悖，当近得实，宜从之。”《考证》“虽博勘诸本，而其所主在金陵书局本”（水泽利忠书自序）。且其书误字颇多，水泽利忠云：“按泷本‘ 二百五十三’误作‘二百七十五’。”（《会注考证校补》卷三页三０）泷川所据原为金陵书局本之“二百五十三”，作“二百七十五” ，非有古钞本为据，《订补》误信。金陵书局本之“二百五十三年”，《订补》亦云：“系据吴春照依今本《纪年》所改，不足凭。”是。至《校补》、《集证》、《存真》之“二百七十三年”。
　　 这些不严肃的评定，我们能相信谁？对于夏商周断代史，我们仍然不能肯定（特别是夏、商）。如果按照人类共同的文明——诗乐文明来审视历史，从起源学的角度，从语言进化的角度，从古埃及和古希腊的文明来看，我们华夏文明应该不会晚于古埃及和古希腊近千年（我们从“红山文化”，“仰韶文化”，“二里头遗址”，“半坡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的“王因灰坑”，“屈家岭文化”，“元谋猿人”，“北京周口店头盖骨”等等一系列的考古发现，都一一地在说明我们的文明和上述两地文明不会落后太远）。就像我国诗学理论一样，我们的祖先在《尚书．尧典》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诗歌理论，为何到了我们后来诗学史家那里缩水了近千年呢（参看拙作《中国诗歌探源解谜》登陆网易136邮箱ZGSGDJK。密码：87654321）！
　　 历史是严肃的，我们应该认真地去对待的同时，也要科学地去论证（但不能总是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历史是浪漫的，我们应该用浪漫思想去解读更多的历史内涵；历史是纯朴，她无私地奉献出博大精深的历史精华，让后人以史为镜；历史也是悲壮的，她让我们领悟出很多做人的道理。因此，我要对所有的人说：“我们应该科学的、客观的、灵活的对待历史！”
　　
　　 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前770年
　　
　　 神秘的文王
　　
　　 每当提起周文王，我内心深处总会产生很多神秘的联想。这不仅仅是他被商纣王关押在羑里、出狱后献洛西之地求商纣王废除酷刑的原故，也不仅仅是他修改《易》那睿智的文笔，而是他所著的一部神秘的《奇门遁甲》和临终时的遗嘱。
　　 相传，“学会奇门遁，来人不用问”。意思是你只要掌握了《奇门遁甲》的七十二卷，你就可以看人知天命，行军知布阵。为了增加这部奇书的色彩，不知是哪朝哪代起，传闻：管仲掌握了三十六卷，孔子掌握了十八卷，孔明掌握了九卷。这一个个中国历史上掷地有声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大军事家都是《奇门遁甲》的传人，你难道不为之敬仰？然而，我们在史书中，在现有的典籍中，为何找不到其踪迹？
　　 周朝是继殷商之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奴隶社会王朝。周也是一个古老的部落，活动在大西北黄土高原上（也可能是夏族的一个分支）。早在唐尧时代，周的始祖后稷曾经担任尧帝时的首席农业科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记第四》中对后稷是这样记载的：“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这是一段神话，把一个后稷的出生和取名（“弃”、“稷”古为一字，“后”古代为帝之代称）介绍了一番后，又介绍了后稷如何因为种植菽、麻之类的农作物非常高产而被尧帝拜为农艺师的。周在后稷之后的公刘、古公亶父（音：dǎn pǔ，胆甫）率领族人继续施行兴农措施，使部族逐渐强大起来。古公亶父为了躲避戎狄的侵扰，率族离开豳（音：bīn彬，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地，来到岐下（陕西岐山县东北）营建城邑，修建村落，建立了周国。沧桑的历史也许能沉淀历史的骄傲，这骄傲的原动力就是睿智的思想。当商纣王沉溺于酒色财气时，当天下诸侯思治时，当残暴的屠刀向你砍来时，你是如何面对，如何找到历史的答案才是最重要的。
　　 周部落经过季历被商文丁的杀害，文王亲自饱受过羑里这磨难之后，姬昌看准了历史的一个支点——推翻商这个残暴的政府！当他受商纣王之命带兵回国后，表面上看是为商纣王打了几仗，而实质上就像二十世纪初红军长征一样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有一天，他带着儿子姬发来到渭水之滨，看到一位八十岁的老者垂钓，那鱼钩直直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位老者不是凡人，于是，他们父子俩上前一问，才问出了学问，问出了知音，问出了周的辉煌里程。
　　 我们拿一个小故事就能说明一位英的明领袖智慧：当时，虞国人和芮国人为田界发生争执，不能断决，他们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下，就一起来到周国准备找姬昌裁决。当他们进入周国国境内后，发现种田的人都互相让田界，人人都尊老爱幼。虞、芮两国人看了，心灵震撼。他们还没有见到姬昌，就渐愧地说：“我们所争的，正是周国人所羞耻的，如果还去找姬昌评理，只会自讨耻辱。”于是，他们就各自返回。
　　 姜子牙看出来了这一点，他守候在渭水边，就是等待着这一天。有了姜子牙的支持，姬昌第一年征伐犬戎。第二年征伐密须。第三年他打败了耆（音：qí其）国。殷商虽然暮气沉沉，但还是有明白人，这个明白人就是祖伊。祖伊听说姬昌招兵买马，非常恐慌，连忙将这一情况禀报到殷纣王。可是，殷纣王不以为然地说：“我是真命天子（又搬出了殷商的鬼神论），有先进的铜制武器，有几百年的统治根基，他一个小小的姬昌，又能把我怎样？”
　　 正当殷纣王夜夜欢歌、酒色昏迷时，姬昌首先报复性的征伐崇侯虎，营建了丰邑。这已经对纣王发出了一个明显的信号，可这个堕落凡尘的昏君，并不以为然。姬昌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把都城从岐下迁都到了丰邑（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一带。这就意味着周部落的都城从西北向东南迁移了一百多公里（地图直线），就像汤当年迁都于商地一样，预示着向王权的挑战）。可惜的是，姬昌迁都后的次年逝世（文王在位大约有50年），他在临终前，对太子姬发说：“不要猎获怀孕野兽，不要随意砍伐森林。滥猎，生物圈某些物种就有绝种的可能，绝种，我们的食物就会减少；滥伐，水土会流失，牧场就会破坏，我们就会遭到报应！”
　　 这一遗嘱在历史的时空中传播了几千年，可是，有谁在听，有谁在执行？导致我们面临着海平面的上涨，地球温室效应，土地的沙漠化等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失衡。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想想古人的遗嘱，不应该引起深思吗？我们难道在深思的同时，不觉得周文王的伟大和神秘吗？
　　
　　 武王含恨
　　
　　 姜子牙来了，文王走了，历史阴差阳错。商王朝在纣王手里进一步糜烂，死水变成绿酒，锈罐上长出几朵桃花。周武王看出来了，自从父亲死后，他就一直蓄积力量，然后操纵一场摧枯拉朽的暴风骤雨。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一夜之间冲垮了商朝的帝国大厦。人们会问：“周武王为何一夜就推翻了一个王朝？”
　　 我带着这个疑问，翻开了史料：
　　〔二〕《竹书纪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
　　《尚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书序》：“武王戎车三百两，虎贲三百人，与受战于牧野，作《牧誓》。”郑康成曰：“ ‘牧’一作‘坶’。”孙星衍云：“‘牧’作‘坶’者，《说文》云：‘朝歌南七十里地。’《诗．大明》疏引《书序》注云：‘牧野’，纣南郊地名，《礼记》及《诗》作‘坶野’，古字耳。……据此则知《礼记》及《诗》旧本皆作‘坶野’，故《水经注》引《诗》亦作‘坶野’，今本为后人改从近字也。”（《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一一《牧誓》）。
　　《存真》云：“‘西夷诸侯’即《牧誓》之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也。”
　　 〔三〕《竹书纪年》曰：武王亲禽帝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水经．淇水注》晋束皙《汲冢书抄》云：周武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初学记》卷二四居处部。《郡国志》曰：……《纪年》曰：武王擒纣于南单之台。《太平御览》卷一七八居处部。《纪年》曰：武王擒纣于南单之台。《太平寰宇记》卷五六卫州卫县案：永乐大典本、黄省曾本《水经注》作“帝受”，戴震校本作“帝受辛”，《辑校》同，所据即戴校。《存真》作“帝受”。他书所引皆作 “受”或“纣”，无作“帝受辛”者，当以大典本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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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史料都在说明一个问题：商纣王被周武王打败，擒到了“南单之台”（在当时朝歌七十里的郊区外）。这又成了一个历史悬案了。如果按照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殷商在帝武乙时复迁都于亳，也就是就说帝武乙从殷（安阳迁到了商丘）。帝武乙迁都于亳之后到殷纣王，历太丁、帝乙、帝辛（纣王）四代帝王都没有迁都的记载。那么，纣王的都城究竟是在亳（商丘），还是在殷（安阳）？而按照以上资料《说文》云：‘朝歌南七十里地。’《诗．大明》疏引《书序》注云：‘牧野’，纣南郊地名来看，纣王的都城应该是在今天的河南淇县（“牧野”或谓“朝歌”）。这又是怎么回事？如果是亳，从亳到牧野地图直线距离有二百公里左右（从这段距离来看，证明殷纣当年是亲征），如果是殷到牧野地图直线距离只有七十公里左右（说明殷纣王当年在周武王打到都城来了之后，还在妲己怀抱里）。周武王如果从都城丰邑出发到朝歌（地图直线距离约为七百公里），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距离呵！在这遥远的远征过程中，殷商纣王没有得到战报？为何到了一月二十日，一夜之间江山改朝，物是人非？由此看来，司马迁没有注意到这一历史问题。
　　 周武王即位第九年以祭祀文王之名搞了一次军事演习，他带领部队向东到达盟津，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演习。他把这次演习冠以敬文王为名，试探天下诸侯是不是能齐心伐纣的同时，还在试探殷纣王对周的演习是否引起注意——这就是一个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
　　当姬发试探性地演习时，得到了八百诸侯的拥护。但是，他还认为时机不成熟。过了两年，殷纣的大师疵、少师强抱着乐器和祭器来奔周国时，他才觉得时机到了。于是，他大会诸侯，举行浩大的誓师大会，共出动战车三百辆，敢死队三千人，步兵四万五千人向殷商王朝冲去（轻装上阵，达到奇袭的目的）。
　　 殷纣王即时抱佛脚的也派了七十万兵力前来抵抗（我对这庞大的军队持怀疑的态度），但由于其失去了人心，将士们都不愿意为他卖命。而姬发和姜子牙指挥着英勇善战的生力军，所向披靡；那些敢死队的勇将们先身士卒，锐不可当。殷兵见了逃的逃，降的降。一夜之间周武王就夺取商王朝盘踞在殷墟二百年的都城。作恶多端的殷纣王是否真的穿上宝玉衣，投火自焚？如果不是，那就是武王亲禽帝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是历史的真实一幕。
　　 司马迁是这样记录这一历史场景的：“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绊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上天降休！’商人皆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铖斩纣头……”好一个周武王，为了报世仇，变得如此失去人性，恨之过激。司马迁接着写道：“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闪闪发光的铜钺），悬其头小白旗（武王过火，所以没有善终）。”
　　 也许周武王事后觉得对纣王的报复有点不理智，他封纣王的儿子禄父为殷墟的国王，并派其弟管叔鲜、蔡叔度当了禄父的国相。同时赐封神农氏的后代于焦国，赐封黄帝的后代于祝国，赐封尧帝的后代于蓟，赐封舜帝的后代于陈，赐封大禹的后代于杞。
　　 这是一场多么让人期盼的革命呵！它推翻了残暴、昏庸的同时，也推翻了殷帝国的“帝王神授之说”。只可惜这位征服了殷帝国的周武王，没有征服命运之神。一场大病，让他失去了统一天下的梦想。不到四十五岁的姬发（一说五十四岁，如果姬发有五十四岁，姬诵就不会年幼，笔者依《竹书纪年》的年龄），带着伤心的泪水，看着还未成年的儿子姬诵，含着无限的别恨，匆匆地离开了这个刚刚诞生的新生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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